父亲生于1946年，中国书法名城王羲之故居临沂市。1946年，不是普通的一年，之所以不普通是因为1951年的家庭成份划分标准是以1946年的政治背景为基础的。

这要从父亲的家庭说起，父亲的父母即祖父母，都是和万千劳动人民中的父母一样，生活勤恳，省吃俭用，为了父亲们的幸福，为了父亲们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，不舍得吃喝，节俭点滴，有了钱就买土地，于是就有了些土地。可是这普通人眼中的幸福富足偏就成了灾难，因地多财多在1951年的家庭成份划分中被划分成为“富农”。

“富农”意味着什么呢？或许现在很多人都想不到，那意味着学不能上，财产土地被分到贫下中农那里，爷爷挨批斗、挨揍。没有能力反抗，反抗的结果就是死路，以上虽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但那怨不得任何人，祖父、父亲们也没有怨任何人，那是一个特殊的误会时期，是人生的一种体验。于是祖父极力哀求才能让父亲们上学。父亲及叔父们个个学习成绩优异，写作水平也高，远近闻名，当时的“闻名”并不是好事。也因为这种“闻名”刚从“富农”事件中走出来的父亲们重被嫉妒。

1962年父亲的哥哥考上了“山东大学”，那是我们十里八乡的第一位“山东大学”学生，也是唯一一个大学生，于是父亲们的恶运开始了，被勒令退学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学习太好了，他们担心父亲们以后发达了会重拾旧怨，可对于我们这善良的人们是多余的担心，殊不知父亲们一心为乡亲们、为大家能够更好而找出路。成绩优异的父亲被退了学，那年父亲18岁。

于是父亲在家拼命干农活、割猪草的同时开始了一生最大的爱好——绘画。我们小时父亲常说“人不能有傲气，但不能无傲骨”，这也是父亲一生的生活理念。他忙时脑中构思，闲时就画，他用的工具无处不在，只要是能用来作画的他都去试，野外沙地里用木棒画过，家里用火炉棍画过，有时用手指在自己的腿上默画。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从未间断。

1966年文化大革命影响到了村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有心人看到了父亲努力的成果，于是文革期间的文化宣传工作中用到了父亲的书画及写作才艺，当时叫戏班子，涉及村子的、镇上的宣传工作，那时的工作是无酬劳的，能让参与宣传就是幸运了。除了这些宣传工作外的大多数时间父亲要去上山推石头挣工分，挣工分才能有饭吃。一车的石头四五百斤重，放到独轮车上手推着徒步走，从山上采石场到工地要几里十几里甚至有时几十里路，途中有时饥饿难耐，浑身无力，还得继续。脚上多少次磨出了血泡，脚下打着趔趄，尤其是上坡时更是吃力，本来四五百斤重的石头似乎有千斤重，推不动了却不能松一口气，一旦松下来，整车的石头就有翻车的危险，推过车的人会知道，上坡时这么重的车是无法平稳放下的，一旦翻了就得重头再推，车上的肩带多少次磨破了肓膀，流着血，火烧火燎的疼着，但仍然得干，多少次生病仍然坚持，不然就得不到工分，就没饭可吃，每一天当时都觉得是那么漫长又漫长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十年，可是父亲是坚毅的，他挺过来了。他不但挺过来了，而且他一直坚持着他所爱的，像爱老朋友、爱父母、爱孩子一样的热爱着、坚守着绘画，当作一份精神的寄托。甚至如今我认为不堪回首的事，父亲却说那是一段人生的体验，要不然怎么知道今天的甜呢。

1978年后政策有所改变，父亲与四叔一起去了内蒙古北部呼伦贝尔。在内蒙古父亲一样吃了很多苦，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环境中砍柴，这种温度下只能露出眼睛，累了不敢休息，停下就有被冻僵在山上的危险。为了生活还要到山上采木耳卖点钱糊口，在山上多次遇到过凶猛的野猪、野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父亲一旦有空闲就徒步挨家挨户询问是否需要作画，当时内蒙古是盛行画炕画的，也仅是收一点糊口的钱。令父亲欣慰的是内蒙古的百姓对父亲都热情，喜欢父亲的画并尊重他，这也让父亲对自己的爱好有了成就感，在众多苦难中找到了一点慰藉。

1985年后，父亲思乡心切，重回临沂，善良的家庭善良的父亲不记旧怨，开始为乡亲们画玻璃画、橱窗画，觉得乡亲们都不容易，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费用。随后孩子陆续上学，因支付我们兄弟三人的学费，家庭经济非常拮据。我没上到初中就差点辍学，在这时因我学习成绩好，正应当时政策，学校组织捐款帮助，我就是一名受助生。当时，那就是雪中送炭，的确解了燃眉之急，心中无数的感激无以言表，感激与感动让我千言万语的谢都不足以表达。于是我们都想，如果我们有了能力一定会回报需要帮助的人，用真实行动来回馈社会。

今天，“中华红丝带基金2011慈善义捐活动”水墨丹青绘大爱筹委会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救助艾滋病人那是救人，就算以前没有受过捐助的人都会尽力，更何况我差点失学受过捐助呢。挽救生命，还他们一个完整温暖的家庭，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，我的心中善良、坚毅的父亲愿用自己的绘画特长献出一份微力，和大家的力量一起，让涓涓细流汇成爱的汪洋，共同祈祷大家家园更美好，祖国更强盛！

朱继臻之子：朱现常